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对下半年经济工作作出了部署。对于这场定调下半年经济政策的重要会议,市场关注较多的一点是,会议提出“要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并强调“经济政策的着力点要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
无独有偶。同样值得注意的是,7月19日国常会决定,统筹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进一步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与此前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扩投资不同,此次安排1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这显示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使用范围从之前的“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扩展到了促消费领域,同时也意味着财政政策取向正在从之前的侧重给企业减税降费以及扩大有效投资,逐步向支持居民消费方向转移。财政部、人民银行上周也在不同场合表示,把着力点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
以上政策和表述都在表明,宏观政策的重心正在针对居民消费这个薄弱环节重点发力。这种转变是与我国经济的需求结构变化相一致的。“三驾马车”之中,曾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需求拉动作用的出口和投资,受到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温、工业化城镇化高峰已过、基建投资等边际效应下降等影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相对乏力。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内需。
提振消费从根本上取决于两个方面,即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以及供给的适配性。
首先,提振消费的前提是居民有钱消费、有意愿消费。对于这一点,中央政治局会议也予以了关注,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尤其是“增强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意愿”。据统计,当前我国约有9亿中低收入群体,约占总人口的64.3%。中低收入群体规模巨大,是社会消费的中坚力量。有效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提升其消费能力,将直接带动整体消费水平的提升,有利于进一步有效扩大内需和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让居民收入增长、有能力消费的同时,也要完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更有意愿消费。对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作出部署,提出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包括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等,也强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
其次,在消费供给方面,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人们已经不再简单满足于服务生存需要的商品消费,对于服务消费的需求大幅增加。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7.5%,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4.3个百分点。尽管服务消费取得了长足进步,占整个消费的比重在2023年已升至45.2%,但与主要发达国家服务消费平均占整个消费比重六成相比,仍有约15个百分点的差距。因此,服务消费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在新发展格局下,服务消费的提质扩容对于增进民生福祉、促进消费升级、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把服务消费作为消费扩容升级的重要抓手”,并支持“文旅、养老、育幼、家政等消费”。随后,8月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挖掘餐饮住宿、家政服务、养老托育等基础型消费潜力,激发文化娱乐、旅游、体育、教育和培训、居住服务等改善型消费活力,培育壮大数字、绿色、健康等新型消费。《意见》的出台有利于激发服务消费内生动能,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为扩大内需和拉动经济提供有力支撑。
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作用将更加明显。下一阶段,宏观调控的逻辑和政策发力的重心应该着力于更广泛、更有效地扩大消费需求,带动与之相匹配的高质量生产和服务供给,从而实现正向的经济循环。金融机构要顺应居民消费扩容提质需求,开发出更多特色化的消费金融产品,优化金融服务,提升用户体验,激发消费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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